| 越支，位于本县南部沿海60华里处，是历史上越支盐场所在地。因越支盐的开发利用，对后来丰南县历史地位的确立和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，故作考以存史。
沿革及范围
丰南县建置时间虽然较短，但是有据可查的历史，却可追溯到越支盐场的沿革及范围。丰润县设治的命名，就是因越支盐的资源丰富而得。据明代郭子章《郡县释名》记载，“县产盐场，故名丰润”，后人引伸解释“丰润”，乃“润泽丰美”之意。根据是:因丰润南部(丰南)地处九河下稍所以润泽;又因“紫蟹金鳞，随意而得”①，有“鱼盐之利”，所以丰美。早在元代就“赋入繁阜，为蓟郡之最。”②
北魏时期，本县沿海一带，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盐产区。“幽州置盐，始于后魏。”③“北魏孝昌二年，魏以国用耗竭，租调不足，乃因丰润近海，可煮为盐，遂置盐监司。”④这说明，越支盐不仅是弥补当时统治者国库不足的岁入，而且还设置了管理盐务的专门机构。“有丞八品，专税盐课，领于监府校卫，或以州刺史隶之，由是国用皆仰给焉。”⑤五代时，在沧州设置盐运司，因沧州又称长芦镇，故北方沿海产盐都以“长芦”名。越支场也是长芦盐场的一部分。金大定二十八年(1188年)“创巡捕使，宝坻二员，置于易州及永济县，秩从六品，直隶省部”。⑥这里的永济县，就是丰润县金代的名称。到了元代，长芦盐场已有22个，尤以越支场生产最盛。特在宝坻县设提举司，“所辖诸场，越支课居其半。”⑦至元二年(1265年)，倪德政为中都路转运使时，甚至出现了“曾不三岁，盐课以盈，席袋山积，瓦庐相连，牛马蔽野，熙熙然如在春台和气中”⑧的局面。这里虽有溢美之词，但也反映了越支盐场兴旺发达的程度。当时，越支场已设盐使，级别高于县令。时有一昝姓县令提升一级才是越支盐场大使。
明代，长芦盐场发展为24个。因盐场人员缺乏，于隆庆三年(1569年)“奏准盐场二十四并为二十，南司九场，北司十一场。”⑨越支场属北司派场，生产规模仍属上等。据明隆庆四年《丰润县志》记载，明代丰润县行政区划为八里五图。今丰润县韩城以北为上八里，韩城以南为下五图，即越支一至五图，就是越支盐场的大部。其范围:南至大海，东至曾家湾(今为唐海县)接济民场，西至斗沽与长芦场相连，北至韩城、稻地、广袤达240华里。
清初，又将20场并为10场，越文场规模仍占首位。有灶地1360顷，滩地6顷23亩2分4厘。有灶丁1130名，393户，总人口14771口。域内有盐蛇5个，盐堡4座，盐锅67面，均在张庄子、尖堆子一带。至雍正十年(1732)根据巡盐御史鄂礼的奏疏，将天津府的盐捕通判移驻到越文支场。专管济民(滦南柏各庄)、芦台、越支、石碑(在乐亭)，归化(在抚宁)等5场的盐务。乾隆四十三年(1788)在越支场设蓟永分司，分司官署驻宋家营(今属丰南)。驻运判1员，为五品至六品官。下设书吏4名，门子3名，轿夫4名，伞扇夫3名，快手8名，皂隶12名，民壮18名。并派驻盐大使1员:俸银40两，养廉银200两，为正八品。后因长芦诸场改煮盐为晒盐，产量大增，成本下降，尤以芦台场发展最快。只有越支场仍坚持原始的熬盐方法，“所产无几，开始衰退”。至清末，虽也改煎为晒，但其盛况远不如从前，在张庄子、尖坨子、孙家灶、李家灶等处开辟盐滩七十二副半，每滩年产盐大体上在2000包左右，遂于民国3年，并入芦台场，撤销了越支场。
盐税和缉私
盐课岁入是历代统治者主要的财政来源。长芦是全国仅次于两淮的大产盐区，长芦运司每年数十万两白银的盐课，更是直接与国计民生攸关，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盐税和缉私的法令。
盐课种类分“场课”和“引课”。“场课”中又有灶课、滩课、锅课、井课之分。长芦运司还有新增“边布”。“边布”始于明，“明时灶户按丁纳盐，商人纳粟于边，给银报支，是谓边盐。其有场运盐无商支，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，后改征银三钱，是谓边布。”⑩
灶课银的奏报和交纳，每年由盐灶户丁所在州县征收，解交运库。由于灶地坍涨常有变迁，故每年不等。从顺治至清中叶，越支场每丁征灶课银9钱3分3厘，共1162两5钱7分2厘。此外，每丁还纳贡盐22斤4两5钱。灶课还包括草荡、滩地、灶地和新增边布，越支场共有灶地1360顷，每亩征银9毫;滩地6顷23亩，每亩征银6分;新增边布9顷14亩5分，每亩征银8毫。
锅课，按盐场的锅数定额征收。越支场共有锅67面，每面征银1分1厘，共征锅课银13两5钱1分8厘。
杂课，是为解决入不抵出对盐课的层层加码，谓之杂税。清代主要杂税项目包括:京山银，白盐折价银，盐砖折价银，俸粮银，裁汰书办工食银，各种牙贴杂税及盐场裁并后的青衣工食银等。
征收盐课刑法极严。元代初始，盐税极重，盐民连起码的生活也不得保证，因官府“鞭笞逼急，田野为之骚然。”倪德政为盐运使以后，由于为政廉明，群众反抗情绪才得平息。到了明代，官府征收盐税更加苛刻:“盐课征摧，急于星火。”“市野惊惶，妇子涕泣”。清政府为收拾明王朝遗留的对灶户“加派迭增”、“户口锐减”“商逃课缺”的残局，曾采取“出标招商”和“先盐后课”等措施加以安抚，但仍未能革除时弊。而且盐课有增无已，清《盐法志》规定:“灶户内有倚恃贡、监生员抗税不完，欠八分以上者，俱革础为民，责四十板，枷号二月;欠五分至七分者以下，俱革黜为民，责四十板，枷号一月。”⑾
为保证盐课的征收，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严厉的缉私法，明令禁止私煎和私卖，并设置专门机关付诸实施。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(1188)始设巡捕使，分别驻易州和永济县(丰润旧名)，规定:“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，惟盗贩私煎则捕之。”⑿元代盐法规定:“凡伪造引盐者皆斩，籍其家产，付告人充赏。犯私盐者徒二年，杖七十，止籍其财之半;有首告者，于所籍之内以其半赏之。行盐各有郡邑，犯界者减私盐罪一等，以其盐之半没官，其半赏告者”⒀明永乐年间规定“卖私盐者处绞刑，知情不报者，杖一百，充军。”⒁清代《盐法志》规定:“凡犯私盐者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若有军器者，加一等(流两千里盐徒)。诬指平人者加三等(流三千里)。拒捕者，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。引领(称手)牙人及窝藏(盐犯)、寄顿(盐货)者，杖九十，徒二年半。挑担驮载者，杖九十，徒二年半。非应捕人告获者;将所获私盐给付告人充赏。有能自首者，免罪。”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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